文史丨在古代,考上秀才一年能赚多少钱?-和记娱乐国际

文史丨在古代,考上秀才一年能赚多少钱?
2023-09-19 06:40:30 来源:国家人文历史

故事背景设定在明代的电视剧《武林外传》中,同福客栈的吕秀才虽满腹经纶,也不过是个账房先生,一年挣不了几两碎银。但实际上,明代秀才享受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策关照。吕秀才之所以选择在饭店打工,多少是因为屡试不中而自暴自弃。那么,中国古代秀才究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?

吕秀才(喻恩泰饰)。来源/电视剧《武林外传》截图

源起

“秀才”一词,早在西汉以前就已经有了。被举荐的人,一般被称作“秀士”。《礼记》记载:“命乡论秀士,升之司徒,曰选士。”这里的秀士,便是后来的秀才。一直到明清时期,还有人把秀才称为秀士。

“秀才”一词,到西汉时已经比较明确,主要指社会上那些道德过关、能力出众的人。东汉时,为避光武帝刘秀的讳,秀才改称“茂才”。当时,举孝廉制度盛行,凡被举荐为秀才者,便可实现人生命运的转折。不过,东汉至魏晋时期,士族门第观念盛行,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难指望通过举孝廉进入官场。葛洪在《抱朴子》中说:“举秀才,不知书;察孝廉,父别居。”说的就是世家大族把持下的察举制所举荐的秀才大多名不副实。

隋唐时期,实行科举制度。秀才作为其中一科,录取标准比进士还高。《唐六典》载:“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,强学待问,无失俊选者,为秀才。”至于进士则只要“明娴时务,精熟一务”即可。唐太宗在位24年,登科秀才的只有22人,平均一年不到一人,登进士科的则有205人。由于录取标准过于严格,后来很多读书人放弃应考。唐高宗时干脆下令停止了秀才科考试。秀才作为显身之阶就此作古。现代语境下的秀才,主要指的是明以后了。

明代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。在此之前,学校并非参加科举的唯一通道。以宋为例,读书人无论是否在校读书,均可参加科举考试中的乡试,进而是会试和殿试。明代在官学与科举之间建立了一种必然联系:知识分子如果不成为官立学校(府、州、县学)的学生,便很难有资格参加乡试。而要成为官立学校的学生,首先必须参加童试,“士子未入学者,通谓之童生”。那些被录取到州学、府学或县学的人叫生员,也就是人们习惯上称谓的秀才。所以在明代,秀才是功名的起点,“科举发生,始于秀才”。清代沿袭这一做法,童生考试在民间又被称为“考秀才”。

《观榜图》卷(局部)。作者/(明)仇英,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

当然,要求严也有相应的好处。在此之前,科举功名并非一种固定身份,比如宋代,通过乡试取得的举人头衔仅是参加更高一级考试的一次性资格。如会试或殿试不合格,未被选官,就只能重新参加乡试,再考举人,此即顾炎武所谓“科则除官,不复谓之举人,而不第则须再举”。明代的生员不再是一次性资格,而是被固化为长期身份,享受各种特权优免。

特权

在明代,能考上秀才,意味着已经进入科考体系,虽然所处的是这个体系的最底端,但已与社会上连生员资格都未取得的读书人区分开来了。当时的地方法律规定,“方巾止许生员及前程人戴……而童生及幼稚戴片玉及凌云等巾……俱不许混戴方巾”。也就是说,不是秀才的读书人,连头上的方巾都不能乱戴。

明人画男女图像轴中头戴方巾的明代男性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
一旦戴上了象征秀才身份的方巾,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就发生了变化,“乡邻敬重,不敢欺凌;官府优崇,不肯辱贱。差傜概州县包当,词讼各衙门存体。岁考搭棚饼果花红纸笔”。秀才不仅自身免除差役,还惠及家人。《明会典》载:“生员之家,并依洪武年间例,除本身外,户内免二丁差役。”嘉靖年间,优免的内容扩展到税粮。明代有个叫佘自强的在《治谱》中对这种优免有很形象的描述:编赋税时一般会将乡绅单造一册,内开某宦该优免若干、优免不尽若干、正派钱粮若干、一总粮银共该若干,举人生员皆然。在征粮时,如有纳欠,往往是“待百姓钱粮将完,乡绅生员之家才去催逼”。

不过,这种优免并非阳光普照,秀才本身也分等级。

官学内的学生分为三等:附学生、增广生和廪膳生。后两者是有定额的:县学各20名、州学各30名、府学各40名。附学则无定额,新入学者为附学生,经月考、季考、岁考等考试,都拿到优的才能升至增广,再由增广升至廪生。享受优免政策的是后两种。附学生员是不免差傜的。相应的,经济待遇也不一样。

廪生在生员中等级最高,按明制,已经可以拿伙食津贴了,也就是廪食银,洪武初年定为月米六斗,不久改为日米一升,由官府供给鱼、肉、盐等物,十五年又改为月米一石。到明后期,出现改粮为银的情况,如明末松江生员“一登廪册,即岁食饩银一十八两”,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不但有银子拿,在学校里,廪生还有固定的房舍可供使用。所有这些,附生都没有。不仅如此,附生只有在廪生有缺的时候,才能依次充补。明代学者徐渭在成为附学生员12年后才成为廪生。

徐渭杂记书札合册(局部)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
成为廪生,也不保险。生员进入学校后要面临各种考试,如教官的日课和月考、提调官的季考、提学院道官员的岁考和科考等。如果在岁考中拿不到好成绩,最严重的要被降等级,像徐渭,一生八试不第,最后连生员的身份都被革去了。许多生员,就在这样周而复始的考试中耗度青春,终其一生不过秀才而已。

除了经济上有优待,在面临诉讼时,秀才的身份也往往能得到一些特殊照顾。明代的一份案例中,生员陈绎海边停船候潮,因一位名叫钟以通的普通百姓的小艇阻碍,双方起了争执,陈先动手打伤钟的头部,钟就把他告到衙门。虽然过错明显在陈绎,但法官不但没有处理陈,反而以钟诉状太过,打了其十五板子。类似的案例在明代有很多。在法官看来,小民以鸡毛蒜皮的小事与绅士相争是“无礼”“不逊”,对小民的责罚就是对绅士的尊重。正因如此,尽管明代科考竞争非常激烈,即便连生员身份的获取和维持都很艰难,读书人还是不愿放弃读书仕进的道路。

范进中举。来源/吴敬梓原著,继凡改编,赵仁年绘画《范进中举》,辽宁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

但是,即便像廪生那样有固定津贴和住所,对成年尤其是成家的秀才来说,生活都难以为继,更何况还有更多没有津贴可拿的秀才。所以,大多数秀才要养家糊口,只能自力更生。

门路

明代秀才,挣钱谋生的门路主要有以下几种:

第一是租用学田。所谓学田,就是明清时期,朝廷拨给或民间捐赠的、用于各学校补充办学经费的田地。学田通常租给佃户,官学里的学生不允许租种学田,一来生员应该是学习为重;二来生员与学校存在人情瓜葛,容易拖欠地租。但在实际管理中,很难杜绝这种现象。比如万历年间,嘉定地区有不少生员不仅租种学田,还将学田视为己有。由于学田的租额通常低于民田,这些生员冒着违规的风险,多少能解决一点养家糊口的困难。

第二是入官学做教师。在官学中当老师,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。官学老师最初主要从国子监的监生里选,但明朝的府、州、县学教官不仅地位低,而且很难升迁,很多监生宁愿长期待在国子监听选待职,也不愿就任。这就导致地方教职人员严重短缺,比如景泰年间,“天下卫、府、州、县学校官,有缺一二员者,有缺三四员者,甚至全缺,或委阴阳、医学掌署印信,或委典史、生员代领学事”。后来不得不降低选任标准,从那些乡试落榜的岁贡生员中选拔。

第三是自己开馆授徒。明代学馆,按讲授内容或受教育者年龄不同,分为蒙馆和经馆两种。简单来说,蒙馆主要负责启蒙教育,老师年收入大概在10-20两白银;经馆则是以科举为目标讲授知识,老师年收入大概在30-50两白银,如果是举人出身,年收入可能会超过一百两银子。像明代万历年间官员庄廷臣,在中举人之前,已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经师,被人请去给孩子辅导功课,一年收入240两银子,后来又被两淮盐商李鹤亭请去,每讲一次课得银3两。除了名师,普通秀才也可通过开学馆解决温饱问题。嘉靖年间,苏州一位叫周隐君的人,就是“倩馆为生计”。万历年间,江阴的缪昌期也是“授徒里中,得馆穀以奉甘旨”。

第四是做幕僚,即成为一府主管私人聘请的智囊。幕僚作为地方大员的座上宾,接触人物和眼界都非一个学馆老师可比,经济收入自然也更高一些。由于古代读书人往往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,既然无法科举入仕,通过做幕僚实现参政,自然也是很多秀才乐意选择的谋生之路。前面提到的徐渭,就曾做过胡宗宪的幕僚,并深得胡的信任,收入大大改善。有一次,胡宗宪一次性给了他220两白银。徐渭靠这笔钱买地买房,终于有了自己的栖居之所。当然,不是谁都有徐渭那样的运气,由于幕僚的收入与主家官衔、地位的高低相关。

最后一个生存门路是以文赚钱,就是读书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谋取生计。这种现象到明代中后期已经很普遍了。当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,民间的商贾细民出于尚文心理,对于寿序、寿诗、祭文、墓表等需求随之增加,客观上也为以卖文为生的读书人增添了收入门路。有个叫陈继儒的读书人,苦于科举无望,主动放弃秀才身份,专门写一些民间琐事的书,迎合市民口味,在市场上很受欢迎,成为畅销书作者,钱自然是不少挣,连带着还让出版商也赚了不少钱。

自书诗帖轴。作者/(明)陈继儒,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

一方面,绝大部分秀才混迹于社会底层,挣点钱并不容易;另一方面,他们的日常花费却并不少。

花费

明清时期的秀才日常花费中,除了家庭开支这类无法考证,史籍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、也是秀才们的必备支出,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。

清代乡试考场之一:南京考棚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
首先是请家庭教师的费用。一般来说,能请得起家庭老师的,家境都比较殷实,如前面请庄廷臣的李鹤亭是著名盐商,钱自然不是问题。这里的花费并不是秀才自己花钱,而是出自秀才家里。也有一些本身家里条件一般,但为了孩子能在科举之路上有所斩获,不惜借钱请老师。《初刻拍案惊奇》载:某县赵老六,为让“儿子成就,情愿借贷延师,又重币延请一个饱学秀才,与他引导,每年束脩五十金”。

其次是图书文具的费用。这笔费用同样靠家人支持。安庆府桐城县人萧世贤,在备考乡试期间,他母亲变卖首饰,给他请老师、买书和蜡烛。那些没钱买书的秀才,只能借书或抄书。除了图书,明代秀才参加科举时的卷子、笔、墨等都是自备。这一点,明代很多文学作品都有反映。比如晚明小说《欢喜冤家》第十回载:扬州府仪真县秀才许玄开出一张购置进考场的账单“自买卷子、文房四宝,一应进场之物,共要十两银子”。

第三是交通费。明代乡试通常三年一次,各府、县学校里的秀才们纷纷赶往省城。万历三十年(1602),廉州府士子赴雷州参加科考,每位士子雇一匹马和一名仆人,各自皆需1000钱,合计2000钱。按当时银钱比价,1000钱折银1两,每位士子仅这一项就要用银2两。所以,不少秀才为了节省费用,多在赶考途中借宿寺庙。比如嘉靖名臣杨继盛,在备考乡试时就租住在寺庙中,为了省钱,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,而且“夜无衾,腿肚常冻,转起而绕屋疾走”,相当清苦。

第四是拜师费。按明制,童生被官学录取后,要在入学时向老师缴纳拜见钱。如果出不了这笔钱,可能连入学都会成问题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,一个老师回忆,他在沂州当学正时,碰见一个新入学的童生,家里穷,出不起拜见钱。他的同僚撺掇他给这个学生点颜色看看,他后来打听到学生确实家里穷,就把学生叫来,明白告诉他不要分文。当然,不是所有秀才都会遇到这么好的老师。《醉醒石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,一群秀才围攻“采买书画玩器”的官员,被告到学校,学校里就拿一个交不起拜见钱的穷秀才陆完出来顶罪。

此外,童生在考秀才时,请廪生来作保,要花钱;秀才参加完乡试,如果中举,回乡请客、包红包需要银子。《儒林外史》中,范进中举后,过来报喜的人挤了一屋子,把胡屠户送来的几千钱都花光了才打发他们去了。那些没考上的主要花费就是返程的路费了。

明万历四十年周顺昌乡试卷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
毫无疑问,这些费用,大部分秀才是无力承担的。相较于日常所得,仅参加科考这一项的花费,已足以让许多人掏空家底,甚至举债借贷。他们只能靠家庭支持、宗族资助、社会及会馆资助等方式,继续自己的科举之路。从这个角度看,普通的秀才是赚不了什么钱的,否则也不会有“穷酸秀才”这一说法。

秀才在古代虽然凭借身份能享受一些特权,但这些特权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:一方面,他们由此被牢牢绑在了科举考试这棵大树上,纵然因此伤痕累累也在所不惜;另一方面,读书人“士”的身份,又使他们自觉清高,优于农工商等阶层,但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,往往陷入传统士人安贫乐道与治生求存的两难境地。很多人穷其一生,都挣扎在这样的冲突与碰撞之中。

参考资料:

张瑞昌:秀才源流考.松辽学刊(社会科学版). 1985(03)

杨东方:明末清初秀才资格考试的物质支出──以话本小说资料为例.寻根.2006(05)

闫雪文:升级遇到的:明代中后期江南秀才徐渭的治生选择.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.2016.

严曦:明代绅士与诉讼——以判牍为中心.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.2008.

刘明鑫:明代科举考试费用及其影响研究.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.2018.

郭培贵:中国科举制度通史(明代卷).上海人民出版社.2015.

编辑:朱阳夏    责编:陈泰湧    审核:冯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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