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事背景设定在明代的电视剧《武林外传》中，同福客栈的吕秀才虽满腹经纶，也不过是个账房先生，一年挣不了几两碎银。但实际上，明代秀才享受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策关照。吕秀才之所以选择在饭店打工，多少是因为屡试不中而自暴自弃。那么，中国古代秀才究竟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？
吕秀才（喻恩泰饰）。来源/电视剧《武林外传》截图
源起
“秀才”一词，早在西汉以前就已经有了。被举荐的人，一般被称作“秀士”。《礼记》记载：“命乡论秀士，升之司徒，曰选士。”这里的秀士，便是后来的秀才。一直到明清时期，还有人把秀才称为秀士。
“秀才”一词，到西汉时已经比较明确，主要指社会上那些道德过关、能力出众的人。东汉时，为避光武帝刘秀的讳，秀才改称“茂才”。当时，举孝廉制度盛行，凡被举荐为秀才者，便可实现人生命运的转折。不过，东汉至魏晋时期，士族门第观念盛行，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难指望通过举孝廉进入官场。葛洪在《抱朴子》中说：“举秀才，不知书；察孝廉，父别居。”说的就是世家大族把持下的察举制所举荐的秀才大多名不副实。
隋唐时期，实行科举制度。秀才作为其中一科，录取标准比进士还高。《唐六典》载：“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，强学待问，无失俊选者，为秀才。”至于进士则只要“明娴时务，精熟一务”即可。唐太宗在位24年，登科秀才的只有22人，平均一年不到一人，登进士科的则有205人。由于录取标准过于严格，后来很多读书人放弃应考。唐高宗时干脆下令停止了秀才科考试。秀才作为显身之阶就此作古。现代语境下的秀才，主要指的是明以后了。
明代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。在此之前，学校并非参加科举的唯一通道。以宋为例，读书人无论是否在校读书，均可参加科举考试中的乡试，进而是会试和殿试。明代在官学与科举之间建立了一种必然联系：知识分子如果不成为官立学校（府、州、县学）的学生，便很难有资格参加乡试。而要成为官立学校的学生，首先必须参加童试，“士子未入学者，通谓之童生”。那些被录取到州学、府学或县学的人叫生员，也就是人们习惯上称谓的秀才。所以在明代，秀才是功名的起点，“科举发生，始于秀才”。清代沿袭这一做法，童生考试在民间又被称为“考秀才”。
《观榜图》卷（局部）。作者/（明）仇英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
当然，要求严也有相应的好处。在此之前，科举功名并非一种固定身份，比如宋代，通过乡试取得的举人头衔仅是参加更高一级考试的一次性资格。如会试或殿试不合格，未被选官，就只能重新参加乡试，再考举人，此即顾炎武所谓“科则除官，不复谓之举人，而不第则须再举”。明代的生员不再是一次性资格，而是被固化为长期身份，享受各种特权优免。
特权
在明代，能考上秀才，意味着已经进入科考体系，虽然所处的是这个体系的最底端，但已与社会上连生员资格都未取得的读书人区分开来了。当时的地方法律规定，“方巾止许生员及前程人戴……而童生及幼稚戴片玉及凌云等巾……俱不许混戴方巾”。也就是说，不是秀才的读书人，连头上的方巾都不能乱戴。
明人画男女图像轴中头戴方巾的明代男性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一旦戴上了象征秀才身份的方巾，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就发生了变化，“乡邻敬重，不敢欺凌；官府优崇，不肯辱贱。差傜概州县包当，词讼各衙门存体。岁考搭棚饼果花红纸笔”。秀才不仅自身免除差役，还惠及家人。《明会典》载：“生员之家，并依洪武年间例，除本身外，户内免二丁差役。”嘉靖年间，优免的内容扩展到税粮。明代有个叫佘自强的在《治谱》中对这种优免有很形象的描述：编赋税时一般会将乡绅单造一册，内开某宦该优免若干、优免不尽若干、正派钱粮若干、一总粮银共该若干，举人生员皆然。在征粮时，如有纳欠，往往是“待百姓钱粮将完，乡绅生员之家才去催逼”。
不过，这种优免并非阳光普照，秀才本身也分等级。
官学内的学生分为三等：附学生、增广生和廪膳生。后两者是有定额的：县学各20名、州学各30名、府学各40名。附学则无定额，新入学者为附学生，经月考、季考、岁考等考试，都拿到优的才能升至增广，再由增广升至廪生。享受优免政策的是后两种。附学生员是不免差傜的。相应的，经济待遇也不一样。
廪生在生员中等级最高，按明制，已经可以拿伙食津贴了，也就是廪食银，洪武初年定为月米六斗，不久改为日米一升，由官府供给鱼、肉、盐等物，十五年又改为月米一石。到明后期，出现改粮为银的情况，如明末松江生员“一登廪册，即岁食饩银一十八两”，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不但有银子拿，在学校里，廪生还有固定的房舍可供使用。所有这些，附生都没有。不仅如此，附生只有在廪生有缺的时候，才能依次充补。明代学者徐渭在成为附学生员12年后才成为廪生。
徐渭杂记书札合册（局部）。来源/故宫博物院
成为廪生，也不保险。生员进入学校后要面临各种考试，如教官的日课和月考、提调官的季考、提学院道官员的岁考和科考等。如果在岁考中拿不到好成绩，最严重的要被降等级，像徐渭，一生八试不第，最后连生员的身份都被革去了。许多生员，就在这样周而复始的考试中耗度青春，终其一生不过秀才而已。
除了经济上有优待，在面临诉讼时，秀才的身份也往往能得到一些特殊照顾。明代的一份案例中，生员陈绎海边停船候潮，因一位名叫钟以通的普通百姓的小艇阻碍，双方起了争执，陈先动手打伤钟的头部，钟就把他告到衙门。虽然过错明显在陈绎，但法官不但没有处理陈，反而以钟诉状太过，打了其十五板子。类似的案例在明代有很多。在法官看来，小民以鸡毛蒜皮的小事与绅士相争是“无礼”“不逊”，对小民的责罚就是对绅士的尊重。正因如此，尽管明代科考竞争非常激烈，即便连生员身份的获取和维持都很艰难，读书人还是不愿放弃读书仕进的道路。
范进中举。来源/吴敬梓原著，继凡改编，赵仁年绘画《范进中举》，辽宁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
但是，即便像廪生那样有固定津贴和住所，对成年尤其是成家的秀才来说，生活都难以为继，更何况还有更多没有津贴可拿的秀才。所以，大多数秀才要养家糊口，只能自力更生。
门路
明代秀才，挣钱谋生的门路主要有以下几种：
第一是租用学田。所谓学田，就是明清时期，朝廷拨给或民间捐赠的、用于各学校补充办学经费的田地。学田通常租给佃户，官学里的学生不允许租种学田，一来生员应该是学习为重；二来生员与学校存在人情瓜葛，容易拖欠地租。但在实际管理中，很难杜绝这种现象。比如万历年间，嘉定地区有不少生员不仅租种学田，还将学田视为己有。由于学田的租额通常低于民田，这些生员冒着违规的风险，多少能解决一点养家糊口的困难。
第二是入官学做教师。在官学中当老师，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。官学老师最初主要从国子监的监生里选，但明朝的府、州、县学教官不仅地位低，而且很难升迁，很多监生宁愿长期待在国子监听选待职，也不愿就任。这就导致地方教职人员严重短缺，比如景泰年间，“天下卫、府、州、县学校官，有缺一二员者，有缺三四员者，甚至全缺，或委阴阳、医学掌署印信，或委典史、生员代领学事”。后来不得不降低选任标准，从那些乡试落榜的岁贡生员中选拔。
第三是自己开馆授徒。明代学馆，按讲授内容或受教育者年龄不同，分为蒙馆和经馆两种。简单来说，蒙馆主要负责启蒙教育，老师年收入大概在10-20两白银；经馆则是以科举为目标讲授知识，老师年收入大概在30-50两白银，如果是举人出身，年收入可能会超过一百两银子。像明代万历年间官员庄廷臣，在中举人之前，已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经师，被人请去给孩子辅导功课，一年收入240两银子，后来又被两淮盐商李鹤亭请去，每讲一次课得银3两。除了名师，普通秀才也可通过开学馆解决温饱问题。嘉靖年间，苏州一位叫周隐君的人，就是“倩馆为生计”。万历年间，江阴的缪昌期也是“授徒里中，得馆穀以奉甘旨”。
第四是做幕僚，即成为一府主管私人聘请的智囊。幕僚作为地方大员的座上宾，接触人物和眼界都非一个学馆老师可比，经济收入自然也更高一些。由于古代读书人往往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，既然无法科举入仕，通过做幕僚实现参政，自然也是很多秀才乐意选择的谋生之路。前面提到的徐渭，就曾做过胡宗宪的幕僚，并深得胡的信任，收入大大改善。有一次，胡宗宪一次性给了他220两白银。徐渭靠这笔钱买地买房，终于有了自己的栖居之所。当然，不是谁都有徐渭那样的运气，由于幕僚的收入与主家官衔、地位的高低相关。
最后一个生存门路是以文赚钱，就是读书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谋取生计。这种现象到明代中后期已经很普遍了。当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，民间的商贾细民出于尚文心理，对于寿序、寿诗、祭文、墓表等需求随之增加，客观上也为以卖文为生的读书人增添了收入门路。有个叫陈继儒的读书人，苦于科举无望，主动放弃秀才身份，专门写一些民间琐事的书，迎合市民口味，在市场上很受欢迎，成为畅销书作者，钱自然是不少挣，连带着还让出版商也赚了不少钱。
自书诗帖轴。作者/（明）陈继儒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
一方面，绝大部分秀才混迹于社会底层，挣点钱并不容易；另一方面，他们的日常花费却并不少。
花费
明清时期的秀才日常花费中，除了家庭开支这类无法考证，史籍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、也是秀才们的必备支出，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。
清代乡试考场之一：南京考棚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首先是请家庭教师的费用。一般来说，能请得起家庭老师的，家境都比较殷实，如前面请庄廷臣的李鹤亭是著名盐商，钱自然不是问题。这里的花费并不是秀才自己花钱，而是出自秀才家里。也有一些本身家里条件一般，但为了孩子能在科举之路上有所斩获，不惜借钱请老师。《初刻拍案惊奇》载：某县赵老六，为让“儿子成就，情愿借贷延师，又重币延请一个饱学秀才，与他引导，每年束脩五十金”。
其次是图书文具的费用。这笔费用同样靠家人支持。安庆府桐城县人萧世贤，在备考乡试期间，他母亲变卖首饰，给他请老师、买书和蜡烛。那些没钱买书的秀才，只能借书或抄书。除了图书，明代秀才参加科举时的卷子、笔、墨等都是自备。这一点，明代很多文学作品都有反映。比如晚明小说《欢喜冤家》第十回载：扬州府仪真县秀才许玄开出一张购置进考场的账单“自买卷子、文房四宝，一应进场之物，共要十两银子”。
第三是交通费。明代乡试通常三年一次，各府、县学校里的秀才们纷纷赶往省城。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，廉州府士子赴雷州参加科考，每位士子雇一匹马和一名仆人，各自皆需1000钱，合计2000钱。按当时银钱比价，1000钱折银1两，每位士子仅这一项就要用银2两。所以，不少秀才为了节省费用，多在赶考途中借宿寺庙。比如嘉靖名臣杨继盛，在备考乡试时就租住在寺庙中，为了省钱，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，而且“夜无衾，腿肚常冻，转起而绕屋疾走”，相当清苦。
第四是拜师费。按明制，童生被官学录取后，要在入学时向老师缴纳拜见钱。如果出不了这笔钱，可能连入学都会成问题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，一个老师回忆，他在沂州当学正时，碰见一个新入学的童生，家里穷，出不起拜见钱。他的同僚撺掇他给这个学生点颜色看看，他后来打听到学生确实家里穷，就把学生叫来，明白告诉他不要分文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秀才都会遇到这么好的老师。《醉醒石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，一群秀才围攻“采买书画玩器”的官员，被告到学校，学校里就拿一个交不起拜见钱的穷秀才陆完出来顶罪。
此外，童生在考秀才时，请廪生来作保，要花钱；秀才参加完乡试，如果中举，回乡请客、包红包需要银子。《儒林外史》中，范进中举后，过来报喜的人挤了一屋子，把胡屠户送来的几千钱都花光了才打发他们去了。那些没考上的主要花费就是返程的路费了。
明万历四十年周顺昌乡试卷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毫无疑问，这些费用，大部分秀才是无力承担的。相较于日常所得，仅参加科考这一项的花费，已足以让许多人掏空家底，甚至举债借贷。他们只能靠家庭支持、宗族资助、社会及会馆资助等方式，继续自己的科举之路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普通的秀才是赚不了什么钱的，否则也不会有“穷酸秀才”这一说法。
秀才在古代虽然凭借身份能享受一些特权，但这些特权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：一方面，他们由此被牢牢绑在了科举考试这棵大树上，纵然因此伤痕累累也在所不惜；另一方面，读书人“士”的身份，又使他们自觉清高，优于农工商等阶层，但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，往往陷入传统士人安贫乐道与治生求存的两难境地。很多人穷其一生，都挣扎在这样的冲突与碰撞之中。
参考资料：
张瑞昌：秀才源流考.松辽学刊(社会科学版). 1985(03)
杨东方：明末清初秀才资格考试的物质支出──以话本小说资料为例.寻根.2006(05)
闫雪文：升级遇到的：明代中后期江南秀才徐渭的治生选择.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.2016.
严曦：明代绅士与诉讼——以判牍为中心.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.2008.
刘明鑫：明代科举考试费用及其影响研究.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.2018.
郭培贵：中国科举制度通史（明代卷）.上海人民出版社.2015.
编辑：朱阳夏 责编：陈泰湧 审核：冯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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